1968年的冀中平原，秋风刮过盐碱地，带起一层白花花的土沫子。李家庄最东头那间土坯房里，三十八岁的光棍李书尧正跪在哥哥的炕头前，手心全是汗。他哥肺癌晚期，瘦得就剩一把骨头，喘气像拉破风箱，却死死攥着他的手腕，指甲都快掐进肉里去了。“书尧，”他哥眼珠浑浊，嗓子里挤出的每个字都带着血丝，“你嫂子，还有那四个小的……我放心不下。”李书尧鼻子一酸，重重点头：“哥，有我在一天，就饿不着他们。” 谁承想，这话撂下没三天，棺材板刚钉上，坟头上的新土还没踏实，嫂子趁着天没亮，揣着家里仅有的八块七毛钱，裹了件蓝布褂子就没了影儿。村里人传什么的都有，有的说回山东娘家了，有的说跟着过路的货郎跑了，反正从此石沉大海，再无音讯。李书尧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，看着四个鼻涕眼泪糊一脸的娃——大的七岁，小的才刚会扶着墙根走——他没骂街，也没哭天抢地，只是蹲下身，把最小的那个抱起来，孩子身上的棉袄薄得透风，冰凉的脚丫子蹭着他胳膊，他心口像被钝刀子拉了一下。 俗话说，一个好汉三个帮，可李书尧这光棍汉，硬是凭着一股犟劲儿，要一个人拉扯这四个没爹没娘的“拖油瓶”。七十年代初的农村，工分就是命根子。壮劳力一天挣十分，他带着个五岁的侄子在田埂上薅草，队里照顾他，给算七个半工分。可七个半工分要养五张嘴，那粮食折子上的数字总是青黄不接。他学会了所有女人家该干的活：蹲在灶坑前被烟熏得眼泪直流，学着发面蒸窝头；夜里点着煤油灯，把哥哥留下的破裤子改成小裤衩，针脚歪七扭八，跟蜈蚣爬似的，但结实。 最难熬的是1972年腊月，最小的侄女半夜突然烧得浑身滚烫，小脸通红，嘴里直说胡话。李书尧没犹豫，拿棉被一裹，抱着就往十里外的镇卫生院跑。那天夜里下着雪粒子，打在脸上生疼，他深一脚浅一脚，在田埂上摔了个大跟头，膝盖磕在冻硬的土坷垃上，血瞬间就把棉裤洇湿了一片，可他愣是没敢松手，把娃护在胸口，自己用胳膊肘撑地，蹭掉一层皮。到了卫生院，大夫说要打青霉素，他翻遍全身口袋，毛票钢镚凑一块儿，刚好够一针的钱。他咬咬牙，愣是没舍得给自己买块纱布。孩子打完针在病房睡踏实了，他坐在走廊冰凉的水泥地上，看着膝盖上那摊血迹，用袖子擦了擦，心里盘算着回去得找点锅底灰糊上，省得发炎。 日子再苦，李书尧心里有杆秤，他认准一条死理儿——再穷不能穷教育。大侄子到了上学的年纪，他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攒鸡蛋，攒了三十个，用篮子挎到集上卖了，换了块八毛钱，扯了几尺蓝布，熬了两个通宵，硬是给拼出个新书包来。开学那天，他送孩子到村小破庙改的教室门口，蹲下来给孩子系好鞋带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咱家不指望你当状元，但字得识几个，往后出门别让人当睁眼瞎。”孩子回头看了他一眼，那眼神里头的懂事，让李书尧这硬汉差点没绷住。 亲戚邻里没少替他操心。1975年开春，媒婆领来个邻村的寡妇，模样周正，手也巧。李书尧特地换了件没补丁的褂子，可相亲那天，他没把孩子们支开，反而让四个娃齐刷刷坐在炕沿上。那寡妇端详了半天，问了句大实话：“这四个，你都带着？”李书尧给人家倒了碗白开水，点点头：“嗯，一个都不能少。”寡妇低头抠了抠手指甲，坐了不到一炷香的工夫就走了。事后媒婆传话，人家嫌“负担太重，跟背座山似的”。村里有人替他鸣不平，说书尧你傻，先把孩子送出去养几天，等生米煮成熟饭再说。李书尧闷头抽着旱烟，摆摆手：“骗来的媳妇不长久，孩子们遭过的罪，我不能再让他们遭一回。” 那以后，他彻底绝了再成家的念想。白天在队里干活，别人歇晌，他跑去河滩割芦苇编席子，手被芦篾划得全是口子，缠上胶布接着编，一张席子能卖两毛钱。晚上孩子们睡了，他就在院里借着月光搓麻绳，或者帮人磨剪刀，换点碎银子。1982年，土地下了户，他更是像牛一样在地里刨食，种棉花、种麦子，指甲缝里常年嵌着洗不掉的黑泥。可命运有时候就爱跟苦命人开玩笑，那年二侄子考上了镇里的初中，学费要十八块钱。李书尧把家里的粮缸都刮了个底儿掉，还差五块。他没吭声，第二天借口去县城卖鸡蛋，其实拐进医院卖了400毫升血。回来的时候，脸色白得跟纸一样，在自家门槛上坐了好半天，太阳晒得他头晕眼花，才扶着门框站起来。那顿晚饭，他给孩子们炖了只邻居送的病鸡，自己就着咸菜喝了两碗清汤。 孩子们不是木头，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。有一回李书尧发烧，硬撑着去挑水，差点栽井里，是大侄子一把薅住了他后脖领子，十二岁的少年急得直哭：“二叔，你要是倒了，我们咋办？”从那以后，四个娃像约好了似的，大的洗衣做饭，小的扫地喂鸡，就连最小的丫头都知道给二叔留个热乎的炕头。1985年他过四十岁生日，其实他自己早忘了，那天晌午从地里回来，一掀锅盖，里头竟趴着十来个白面饺子，馅儿是韭菜鸡蛋的，鸡蛋黄多绿少，奢侈得吓人。四个孩子围着他，手背在身后，突然一齐伸出来，每人掌心里托着一块水果硬糖，那是他们攒了仨月的零花钱买的，用五彩的玻璃纸包着，在昏暗的屋里闪着光。大侄子说：“二叔，你吃了